2016年6月5日，安徽毛坦厂中学考生出发，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在道路两旁相送。
【侨报网综合报道】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家长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普遍心态。其折射的是教育改革滞后于民生需求的现状，更反映出社会板结、利益固化给教育带来的压力。当然，焦虑情绪中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是从众心态的产物。有分析称，在可见的未来，中国高考有望不断改进，但很难被彻底替代。而家长因应试教育而滋生的焦虑，短时间内很难平息。
“最终被洗了脑”
几年前，中国教育学者杨东平在描述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过度竞争现状时，曾用“教育恐慌”一词来总结。然而，今天，用徐明的话来说，自己和周围的家长“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一边强调着素质教育，一边对所谓的“减负”措施不屑一顾，拉着自己的孩子“拼命奔跑”。
北京《法制日报》报道，对于给孩子报所谓的“启蒙班”或者“学前班”，北京的徐明曾经很反感,但用这个中年男人的话来说，“最终还是被洗脑了”。
洗脑方式很简单，在亲朋好友聚会甚至是和客户吃饭时，最终总会绕到孩子教育的话题上来，“可以说，在饭桌、在微博、在微信上，只要有适龄孩子，教育都是绕不开的，最终的侃侃而谈都会变成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该为孩子多报哪个课外班”。徐明说，面对这样的“矛盾”，他也渐渐焦躁起来，“我曾经很鄙视那种自己不咋地却强迫孩子‘只准第一’、只准‘凤凰高枝’的风气，但时至今日却又越来越盛”。
看着因为上课已经快被折腾得人仰马翻的孩子和家人，疲于陪读的上海家长张玲倒是坦白，自嘲已深陷教育综合，“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这样的人仰马翻并非只出现在这个家庭，和张玲女儿芊芊在同一家游泳中心学习的4岁男孩小凯，一周七天，只有半天没有课程安排，光英语课就有两种，一种偏重口语，一种偏重拼读。在微信上，小凯的妈妈这样介绍自己：因为不用坐班，基本靠自己的安排来完成工作任务，家里老人都健在，也能帮忙带孩子。家庭年收入在60万元（人民币，下同）左右，有车有房，所以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很大。正因如此,这样一个看似可以无忧的妈妈，却表示“越是如此，在孩子的教育之路上就越容易焦虑”。
“我们有资源让孩子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不去？”小凯妈妈在微信上说，自己的朋友甚至曾经让她去看看心理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补课强迫症，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深入了解大环境而已”。
谈到为何热衷报班，北京家长张俊认为：“每个孩子情况都不同，需求多样，尖子生家长想着给孩子再拓展知识或者培养兴趣，学习一般孩子的家长就得通过课外班给孩子提高成绩。像我的孩子，整体成绩在学校已经很优秀。但是未来和他竞争的是全市的，我在外给他报班，是让他看到更优秀的人，不能停留在自己现有的水平。”
如今的中国家长，对教育有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而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对此显然力不从心。随着“就近入学”制度越来越严格，以及推优、特长等比例的逐年下降，“学区房”成为了上好学校的唯一途径，但高价的学区房又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得起的，于是，尽管推优、特长的名额越来越有限，还是有不少家长逼着孩子“背水一战”，在奥数、钢琴、英语，以及各种竞赛中谋求出路。
“别人家的孩子”
尝试，是很多家长给孩子报课外班的心态写照。
北京《人民日报》报道，石女士的儿子目前在北京市丰台区读小学四年级，从一年级开始，石女士便开始了盲目的尝试：为孩子报了围棋、画画等8门课，英语课一年1万多元、武术课一年6500元、作文课一节200元……“我的儿子有一次以‘我的烦恼’为题写作文，结果他写‘我的烦恼就是我妈妈给我报了很多辅导班’，我看了真是五味杂陈。”石女士说。
到现在，石女士的孩子已放弃大部分课外班，只留下了作文和武术两门。“给孩子报课外班，我觉得就像是社会保险之外的商业保险，买了之后心里能踏实点。大多数课外班都来自身边家长的推荐，但现在发现，报得越多越不踏实，成了恶性循环。”石女士的做法并不罕见。“我也很想淡定，但是你去看看今天的学校，英语课堂上，一部分孩子从ABC学起，一部分孩子已经可以大本大本地阅读原版《哈利·波特》了，让我怎么淡定？”
“我也不想攀比，可是，每每茶余饭后，妈妈们总会聊起给孩子报了什么课外班，当你听到人家的孩子已经上了奥数、英语、美术、舞蹈、书法、钢琴，而自己的孩子还什么技能都没有，怎么可能不焦虑？”攀比心理，是很多家长焦虑的来源。另一位家长刘艳玲（化名）说，她周围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往往以“别人家的孩子”为参照物，“这种攀比不仅体现在平时训斥孩子上，连报课外班，都要参考别人家，而不是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
北京一位中学校长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孩子意愿、让孩子快乐成长的教育理念，很多家长并非不懂，但却架不住现实环境的带动，只能在焦虑中做出上这个辅导班还是那个培训班的茫然选择。
害怕社会阶层固化
除了盲目的攀比之外，担心社会板结、阶层固化也是众多家长对孩子教育焦虑的重要原因。
综合北京《半月谈》杂志、《法制日报》报道，南京白领齐亚萍在给孩子选择培训班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每一种“加码”都是希望给孩子的未来增加多一点的选择权。“既然做了选择，就要全力以赴，不给将来留遗憾，但放到孩子身上，常常又会很矛盾，对处在童年的孩子来说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快乐和学习之间如何平衡，是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难题，毕竟童年只有一次。”齐亚萍说。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于所在群体的社会压力——两年前，电视剧《小别离》中主人公经常念叨的那句台词“进不了前100名，这辈子就完了”可谓是很多中国家长心理的真实写照。除了极少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大多数家长都会产生焦虑， 且不分群体。而这种焦虑无疑与当下社会的板结化密切相关：柳传志的女儿一统网络搭车帝国，王健林的儿子成为举足轻重的网红，而寒门难出贵子。教育焦虑所折 射出的社会现实是：家庭的见识与父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教育跟过往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但最终能够付出的水平不一样，结局也会不一样。中等收入群体不是怕穷，他们是既害怕社会结构固化，自己的下一代无法再往上攀升，又害怕社会结构变动太快，稍有不慎就往下滑。社会压力的释放点聚集到教育上，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从根本上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门不仅是教育，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
除了社会竞争带来的焦虑之外，应试教育的残酷也是中国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寝食难安的诱因。近日，一位家长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每一类培训班都有读的必要，因为每个教育阶段都有不同的痛点，都是家长们焦虑的地方。这几年大家都在拼命往重点小学挤，因为很多小学提前录取，就相当于选拔好的孩子。幼升小是考思维训练，小升初是奥数和英语，到了考高中，提前录取的好学校要看证书，这些是学校不教的。你问我为什么焦虑？因为这些都逼着我不能不焦虑。”
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教授刁生富分析认为，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足带来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进而引发家长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而在高考以“分数论英雄”的指挥棒下，有条件的家长挤个头破血流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教育，以便日后能读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这正是近年来被外界视为“高考工厂”的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等学校在饱受各界诟病的同时，却被无数中国家长热捧的原因。而这也是中国官方发布的“禁补令”（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空转和素质教育雷声大、雨点小最为直接的原因。
“所谓的素质教育，与‘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其实差别不大，只不过应试教育填充的是‘书本知识’，素质教育填充的是各种‘才艺’。”研究中西方教育的黄抒扬曾撰文这样写道，更为荒唐的是，大家都说孩子没有童年，都痛恨奥数和培训班，但没有人愿意退出。示范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掉链子。竞争压力造就了“虎爸虎妈”，而“虎爸虎妈”又进一步恶化了竞争氛围，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体系。（完）
